坂上康俊｜律令国家重建：日本国际秩序构想的转变

作者｜坂上康俊

九州大学名誉教授，放送大学福冈学习中心客座教员，研究领域为奈良时代史、平安时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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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不希望唐使来访？

一国君主之定位，通常也与其对国际秩序的构想密切相关。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让时间倒退到律令国家日本首次迎来唐朝使节的那一年。

宝龟九年（778）十月二十三日，判官小野滋野乘坐遣唐使第三艘船回到日本。意想不到的是，其同行者还包括唐使孙兴进（原本的使节赵宝英在途中遇难，孙兴进是其部下）。唐使为何会一同前来？《续日本纪》详细记载了此事。简单来说，日本方面一直尽量避免这种状况发生，但碍于唐代宗突然提议且态度坚决，因此日本只好带着唐使回国（东野治之《遣唐使船》）。那么，日本为何不希望唐朝皇帝的使节访日呢？

原来，在日本的律令中，唐和新罗一样，均属于外蕃，都位于“中华帝国”（指日本）的周边且从属于“中华帝国”。而唐的律令是以“唐即中华，四周均为外蕃”为首要前提制定的。日本在制定《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时，也是将这种认知原封不动地移植了过来。这样一来，唐就成了日本眼中的外蕃（平野邦雄《国际关系中的“归化”与“外蕃”》）。

《律令国家的转变：奈良时代—平安时代前期》

［日］坂上康俊  著

石晓军  译

新经典文化·琥珀 出品

2021年5月

可实际上，日本是向唐朝贡的国家，唐的地位无疑处于上位。然而，明白这一点的仅限于朝廷高层。要说有亲身体验的，恐怕也只有拜谒过唐朝皇帝、会与新罗等各国使节争夺席次的遣唐使了吧。这就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政界和司法界都知道天皇实际上只是一个国家机关，但在军部和老百姓眼中，天皇必须是神。关于近代天皇的定位，有人将“天皇神权说”比作佛教中的“显教”，将“天皇机关说”比作佛教中的“密教”（宫泽俊义《天皇机关说事件（下）》）。同样，古代的日本天皇对内，正如“天皇”二字所示，是君临天下的皇帝、天子，甚至是神。但对于唐来说，日本天皇却不过只是朝贡国的王而已。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前者的这种表面化状态比作“显教”，而将后者这种实际状态比作“密教”。

在《大宝令》的注释书中，天平十年（738）条出现“邻国者，大唐也。蕃国者，新罗也”（《令集解》公式令诏书式条）“‘率土之内’（原本指“全天下”），谓大八州（日本列岛）是也”（《令集解》仪制令皇后条）的说法。由此可见，日本完全照搬了唐的律令用语，而这些注释就是在解释这些用语。日本费尽心思想让令文适用于自己，于是用符合实际情况的“密教式”注释，来解释“显教式”的令文。天皇本人也意识到了其中的矛盾，因此特地发布诏敕，告诫遣唐使不要在唐朝引起纠纷（《续日本纪》宝龟七年［776］四月十五日条、东野治之《遣唐使船》）。

然而，此次唐使来访，问题便在于届时该如何接待唐使。受唐朝皇帝派遣的使节，自然要以唐朝皇帝代理人的身份面见天皇。具体来说便是，天皇需走下御座，面朝北方接见面朝南方的唐使（田岛公《日本律令国家的“宾礼”》）。

放弃“天子南面”原则

中国自古就有“天子南面”（“南面”即面朝南）的说法，日本也仿效了这一点，奈良时代的天皇便是从北面面对群臣的。天皇只有在面对东大寺大佛等情况时才面朝北。这是因为即便尊如圣武天皇，也自称三宝奴。[2]因此，面朝北是天皇面对大佛的正确方式（龟田隆之《〈续日本纪〉考证三题》）。平安时代以后，天皇在平安京的大极殿和内里的紫宸殿中仍旧是坐北朝南的。然而到了平安时代中期，清凉殿变成天皇的日常御所及处理官奏（上奏）、除目（官员任命仪式）等政务的场所（关于政务的处理将在第五章叙述），天皇也随之变为坐西朝东，群臣则坐东朝西与天皇相对。

但是在迎接唐使这种重大的场合下，先不说天皇到底是面朝南面还是北面（也有说法是天皇与唐使东西相向），仅仅是让天皇走下御座，对日本朝廷而言也算是一种莫大的屈辱了。早期日本派遣遣唐使时，唐太宗曾派高表仁与遣唐使一同前往倭国。根据《旧唐书》等书记载，唐使高表仁与倭王子争礼，最终未能述职而返。二人所争之“礼”，肯定也包括了天皇（当时或称“大王”）到底该面南还是面北的问题。自那以后，为避免纠纷，日本尽量拒绝唐使访日。然而此时唐使已经抵达日本，这让光仁天皇及以下群臣十分为难。

天皇与唐使的会面仪式于宝龟十年（779）五月三日举行。幸运的是，壬生家的史料（现已下落不明）记载了部分当时有关接待仪礼的讨论。从这一史料看，尽管有人反对，但石上宅嗣等人“天皇不得不降座”的意见最终还是占据了上风（前引田岛公论文、森公章《古代日本对唐观研究》）。也有人认为，该史料与幕府统治末期日本国学狂热者的口吻十分相似，因此怀疑这是伪作（前引东野治之著作、广濑宪雄《接待访倭、访日隋使、唐使的外交仪礼》）。但不管怎么说，该史料的确对光仁天皇走下御座一事表达了愤慨之情。《续日本纪》中并无天皇走下御座接见外国使节的相关记载。因此要说幕末的国学者费尽心机编出这么一件不光彩的事，似乎也很难说通。即便该史料是近世末期之作且误记了某些人物的官职，我们也并不能就此否定天皇降座一事及其相关讨论的存在。而且，当时的皇太子山部亲王，即后来的桓武天皇亦全程目睹了该事件。

新罗使节朝贡

与唐朝建立正式的国交关系，并将自己定位为唐朝的朝贡国，以此在东亚世界活动——日本的这一做法，意味着日本把自己定位在了以唐王朝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时值天宝十二载（753）正月，唐大明宫含元殿正在举行元日朝贺，遣唐使大伴古麻吕与新罗使节因席次发生争执。最终，大伴古麻吕（自诩）争得上位（石井正敏《大伴古麻吕的奏言》）。如上所述，日本通过遣唐使外交成功令唐朝认可了自己的地位。而这一结果的背后，凝结着遣唐使非比寻常的努力。

如前所述，那时天皇在面对国内及新罗等国时，展现出了与面对唐朝时截然不同的两种姿态，尽管这种“变脸”让天皇本人很不愉快。日本付出这些努力，无非是为了确认自身的地位，即在东亚世界中，日本作为有实力的国家，地位在新罗之上。此外，日本还想向唐朝展示另一种姿态。例如，早期的遣唐使曾向唐高宗进献虾夷人（《日本书纪》齐明天皇五年［659］七月三日条），企图向唐朝传达一种信号，即日本是一个统治着隼人和虾夷等异族的大国和君子之国，以此来获得唐朝的正面评价。也就是说，日本在奉唐朝为盟主以谋求较高地位的同时，还欲使唐朝承认自己小帝国的身份（石母田正《天皇与“诸蕃”》）。

在此，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成为律令国家后的日本与新罗的关系。公元663年，日本（倭）在白村江之战中大败于唐朝、新罗联军，日本直接干涉朝鲜半岛的通路被封锁。此后，希望单独统治朝鲜半岛的新罗发动了对唐战争，唐朝与新罗的关系迅速恶化。在这种情况下，新罗转而对日本展现出大幅妥协和谦卑的姿态。避免同时面临两场正面战争是战争的铁则，新罗这样的做法亦在情理之中。

676年，唐朝将安东都护府迁至辽东，撤出朝鲜半岛。进而690年，唐朝承认新罗对朝鲜半岛的实际统治，并正式任命新罗君主为新罗王，两国就此形成册封关系。此后，两国关系趋于稳定。

另一方面，日本朝廷认为，新罗在7世纪60年代展示出的妥协态度将会一直持续，因此日本朝廷基于这一判断构想了日新关系。也正因如此，当新罗修复与唐朝的对立关系、脱离日本的构想时，日本方面则无法容忍了。前面提到的大伴古麻吕曾报告称，自己已向唐朝说明“自古至今，新罗向日本国朝贡久矣”（关于大伴古麻吕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一直存在争议，后文将详述）。事实上，日本也的确一直要求新罗朝贡，但几乎每次都遭到了拒绝。

在这种情况下，天平宝字二年（758）十二月，藤原仲麻吕政权通过渤海国得知唐朝爆发安禄山之乱，于是打算乘新罗靠山不稳之际进攻新罗，将积年悬案做一了断，使新罗朝贡日本成为现实。然而，这一计划最终因藤原仲麻吕之乱的爆发而流产。

没想到的是，其后新罗对日本又转向了极为温和的态度。原因是当时新罗国内混乱，新罗方面担心日本趁机而入。宝龟十年（779），新罗为了次年的元日朝贺派遣金兰荪为朝贡使，携“御调”（贡品）前往日本（《续日本纪》宝龟十年十月九日条、十一年正月二日条、正月五日条）。这里所说的“调”在日本与新罗之间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日本书纪》钦明天皇纪以下各卷中，先是记载了历代天皇念念不忘收回任那的情况，进而产生了一种逻辑，即认为“新罗非法占领了任那，因此任那地区的‘调’，应由新罗献上”。紧接着，日本又用中华思想来润色这一逻辑，最终产生了一种新罗是日本蕃国的认知。也就是说，新罗派使节携“调”前来，即意味着新罗承认了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潜在主权。正因如此，新罗此前只进贡“土毛”（简单的礼物），而决不向日本献上“调”（石上英一《古代日本的税制与新罗的税制》）。

如何自我定位？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天皇对新罗使节携“调”前来一事表现得非常高兴。于是，天皇乘势向新罗王发出了一道盛气凌人的诏书，其大意是让新罗王向天皇呈上奏章，不然就将新罗使节从大宰府赶回去（《续日本纪》宝龟十一年［780］二月十五日条）。这年正月，唐使判官高鹤林与新罗使节金兰荪一同参加了元日朝贺。高鹤林原本搭乘的是遣唐使的第四艘船，但船在途中漂到了济州岛，因此高鹤林最后是被新罗使节送至日本的。在唐使在场的情况下，日本方面在新罗使节面前摆足了架子。一来是故意做给唐人看，二来也是日本方面得知新罗内乱已经发展到了新罗惠恭王被暗杀的地步（宝龟十一年［780］四月），而且日本也料到安史之乱后的唐帝国没有能力救援新罗。

总之，宝龟十年至十一年间，唐使访日、日方接待、新罗使节访日朝贡等一系列事件接踵而至。在此过程中，面对如何在东亚世界中自我定位的问题，日本朝廷一方面自尊心受挫，另一方面作为小帝国的自我认知得到了充分满足，处在混沌不清、迷惘交错的状态中。

或许是基于上述讨论，日本朝廷在三月十六日（不知新罗使节是否已经回国）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续日本纪》），即除三关国（坐拥不破关、爱发关、铃鹿关的美浓、越前、伊势三国）以及边关要地（西海道诸国诸岛以及隐岐、佐渡、陆奥、出羽等地）外，其他地区一律缩减军团兵士制的规模。在讨论这一措施的意义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什么是军团兵士制。

向裁军转变

律令国家实行的是军国体制。正如天武天皇一语道破的那样，“政要者，军事也”（《日本书纪》天武天皇十三年［684］闰四月五日诏），国家秩序是由军事机构以暴力的手段加以维系的。然而在奈良时代末期至平安时代初期，国家的军事力量编制却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从法令上说，律令国家日本的军事力量基础在于各国军团。这种军团制度的基本框架仿自唐朝的折冲府。唐朝的折冲府置于地方，负责训练从一般成年男性中征集来的士兵，其中一部分士兵将会进入中央左右十二卫，负责长安的警备工作。日本与之类似，由军团派遣防人和卫士[8]前往九州岛北部地区或都城。

但是，唐朝的折冲府和日本的军团在设置地点上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唐朝的折冲府将重点放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关内道上，其目的显然是保卫中央朝廷（滨口重国《从府兵制到新兵制》）。而日本则将军团遍设全国，可见日本方面并没有重点保卫首都的意识。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总体来说，日本这样做就是为了动员全国的成年男性，举国防御外敌。

那么。防御重点为什么在外敌呢？这是因为，对于中央朝廷而言，让全国的成年男性从事军事训练未必是上策。天平十二年（740），藤原广嗣在大宰府发动叛乱，跟随他造反的正是西海道诸国军团。如果不能有力掌控军队指挥系统，中央朝廷将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藤原广嗣叛乱就是最好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在更早的壬申之乱中亦可见端倪。当然，壬申之乱时律令制下的军团制度尚未建立，但毋庸置疑的是，国司手中必定掌握了一些有一定军事素养的军兵。而且也正是这些军兵充当了叛军的主力，是他们迎击并最终击破近江朝廷的正规军。因此，对当政者而言，在全国统一培养和训练军团兵士，以统一的号令命令兵士行军和作战，本就是一把双刃剑。在壬申之乱和藤原广嗣之乱中，其消极的一面展露无遗。

尽管历经多次叛乱，但律令国家之所以仍然坚持军团兵士制，是因为并未将军团兵士配备地视为主要的假想敌。后文将会说到，在对虾夷的战争进行到最为激烈的延历十一年（792），日本废除了除西海道等部分地区以外的所有军团。而且考虑到军团兵士制的规模普遍较大，律令国家是按照在平原上与正规军进行大规模作战的标准训练和维护军队的。由此可见，日本的假想敌明显是唐军和新罗军。较之壬申之乱和藤原广嗣之乱，律令国家更加看重白村江口一战的教训，因此朝廷将重点放在了威慑、进攻，以及对外防御上。律令军团制就是按照这一路线建立起来的（下向井龙彦《日本律令军制的基本结构》）。

不过，从最近唐朝和新罗的情况来看，两国侵略日本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尤其是新罗，其态度前后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日本甚至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即达到自己的目的。宝龟十一年（780），日本朝廷向山阴道、北陆道以及西海道等沿海诸国下达指令，要求按照天平四年（732）的“警固式”实施沿岸的警备工作（《续日本纪》七月十五日条、七月二十六日条）。日本这样做是因为金兰荪回国时，日本方面表现得十分盛气凌人，因此担心新罗报复。而且，日本的警备状态其实也只维持在“专守防卫”的程度而已。不久后的延历十四年（795）十一月二十二日，防人司被废除（《类聚三代格》卷十八）。延历十八年四月十三日，除西海道以外的诸国烽火台也被停用。综合上述情况来看，律令国家已经意识到即便不攻打新罗，新罗也会顺从，且不会反过来攻打日本。基于这种认知，原本出于对外关系考量而建立起来的军团兵士制便逐渐缩小规模直至被废除了。

新的小帝国构想

日本作为小帝国、接受他国朝贡的愿望，亦在渤海国身上得到了满足。渤海国从未中断过向日本派遣朝贡使，直到9世纪初期，渤海国使节还严格按照礼节参列了元日朝贺仪式。日本对渤海国的贡品（实际上是商品）十分感兴趣。虽然日本表面上劝渤海国不要来得太频繁，这样会给自己添麻烦，但另一方面又从不拒绝渤海国的朝贡（上田雄《渤海国之谜》）。

如此一来，东亚两国——新罗、渤海竞相朝贡的绝佳时代似乎已经到来。然而，问题在于唐帝国。自不待言，唐帝国始终君临于东亚世界，因此日本才会在外交上付出巨大的努力，派遣遣唐使，谋求唐朝认可自身的地位。但即便如此，新罗、渤海两国毕竟是唐帝国册封的国家，唐帝国绝对不能容忍自己册封的两国向他国朝贡（由此看来，前述大伴古麻吕在长安大明宫含元殿上的发言并不属实）。如此一来，除了能在地位上相对高于新罗，日本对于唐帝国的任何要求和期待都永远不可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出现了一种声音：如果日本分别在与新罗和渤海国的外交交涉中，确认了自己小帝国的地位，那么日本是否还有必要为对唐外交付出努力？如果因为对唐朝贡，而不得不在迎接唐使时感到屈辱，那么为什么不干脆置身于唐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外呢？

就在日本产生上述思考之际，派遣遣唐使的含义即发生了变化。日本在宝龟年间以后的延历年间和承和年间两度派出遣唐使。由此来看，日本似乎选择留在唐帝国的势力范围之中。从遣唐使的派遣间隔来看，自从大宝年间派出遣唐使（702年出发）以来，日本每隔十几年便会派遣一次遣唐使。然而，自从宝龟十年（779）日本方面派使者护送唐使孙兴进等人回国后，中间竟然间隔了二十二年才在延历二十年（801）任命新一届遣唐使。如果以此次遣唐使出发的贞元二十年（804）到下一次任命遣唐使的承和元年（834）来计算，其间又间隔了三十三年。这表明日本继续留在唐帝国势力范围内的好处已大幅削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二度即位的称德天皇外，元正天皇（717年派出）、圣武天皇（733年派出）、孝谦天皇（752年派出）、淳仁天皇（759年派出）、光仁天皇（777年派出）等历代天皇都在各自即位后的十年内派出了遣唐使，而桓武天皇则在即位后的第二十一年才首次计划派遣遣唐使。在左右摇摆期间，桓武天皇还举行了郊祀祭天大典。综合来看，不派遣遣唐使就意味着日本想要脱离唐帝国，自行构想天下秩序。如果不与大唐打交道，日本就可以避免一边向别国朝贡，另一边又接受别国朝贡的复杂局面，更不用再忍受此前所受的屈辱，在面对大唐和在面对国内、新罗、渤海时使用两副不同的面孔。

送走宝龟十年（779）抵达日本的新罗使节后，日本朝廷的想法大概如上文所述。但是站在新罗的角度来看，情况则完全不同。在新罗眼中，日本口中所说的“让新罗朝贡”“下次带着国王的奏章前来觐见”“日本终于成为一个帝国，无须再顾忌大唐”之类的话，完全就是在白日做梦。虽然这是日本自己的事，但日本的姿态着实令新罗感到愤慨，因而此后新罗也再未向日本派遣过使节。

另一方面，为了请求新罗在日本派出遣唐使时提供安全等方面的保障，日本此后仍然断断续续地派出遣新罗使，这样的行为一直持续到承和三年（836）。当然，新罗朝廷的态度是消极冷淡的。这就是日本只考虑己方利益、作茧自缚的后果。尽管新罗朝廷态度冷淡，但无可厚非的是，日本遣唐使的确曾靠搭乘新罗海商的船只才回到日本。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第四章详细叙述。总而言之，生意归生意，新罗商人在两国间的往来与国家间的博弈其实是两码事。

—End—

本文选编自《律令国家的转变：奈良时代—平安时代前期》，注释从略。特别推荐购买原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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